一、摄政与统治权主体更迭的例外状态现代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又通常以选举参与为其首要特征。

真实地反映市场规律，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进现行宪法文本，尽管学界对该条款的理解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认为此条款意味中国宪法理论承认实证宪法之外的权利，并主张该条款与德国基本法的人性尊严条款具有类似的意涵。

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税解释为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与物价值征收的费用。西班牙宪法第31条规定：全体公民视其经济能力并据以平等和渐进原则制定的公正的税收制度为维持公共开支作出贡献。海扎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主张国家应以保障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中心，强调约束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为内容的自由主义实质法治观，这种观点区别于当时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法治观。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政治治理不可能由单一层面的政府来完成，即使最独裁的政府也无法做到一切公共决策由中央做出。[17] 转引自：钱俊文著：《国家征税权的合宪性控制》，苏州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第91页。

自然法学者在用社会契约论论证市民革命的合理性、型塑未来国家的美好愿景时，税收自然成为其学说的主要命题。可以资证明的最有力的证据是，现行宪法乃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是对1954年宪法立宪精神的承继。[9] 对税权，学人存在不同的解读。

他们以自由为价值依归，却把公共秩序、公共架构作为实现自由的必要进路。这既表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财产课征关系的适度，在保证国家基本职能有效行使的前提下，实行最少量征税，以体现宪政国家课征的歉抑。从法治实践需求的角度而言，各种税收立法、税收公共政策、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活动，习惯上被归结为部门法学、财政学的领地，宪法人只是雾里看花的局外人。通过赋税的保险的主要独特性在于其公共性：一种税制可以被看成对经济贫困、残忍的坏运气的保险和免于趋附于经济关系的压力。

课税平等还要求整个税法制度体系的协调均衡，形成完整的体系，因此不能仅从所得税方面片面考量征税是否平等。马克思主义的税收理论与其国家观紧密相连。

从16世纪至18世纪，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自然法学说巨星闪烁、各呈其辉，共同构成近代自然法的不朽经典。[31] 上述宪法条文，均参见翟继光：《税收法定原则比较研究—税收立宪的角度》，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他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政策税收理论，认为税收从财政意义上来讲，就是公共团体为满足其财政上的需要，凭借其主权，作为对公共团体的事务性设施的一种报偿，依据一般原则和准则，以公共团体单方面决定的方法和数额，强制地征自个人的赋课物。奥托•梅耶认为赋税法律关系依托国家的财政权力而产生，是作为权力优位主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优越权力的特征，在此理论下，税法一般不虑及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保护。

经过长期累积，最终形成各种不同具有代表性的学说：1、社会契约论的税权理论。[28] 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当代公法理论》，台湾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魏玛时期的德国、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部分新兴民族国家隶属此种类型。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任何东西。

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使人大对行政机关的财政监督流于形式，使公民和企业的财产权益难以收到严格保障，也使税收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若上述主张成立，则意味中国宪法承认个体人格的完整性、自治性。

1998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近多年来税收法制领域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以及广大公民纳税权利意识的高企，都促使我们要认真检视中国税收法秩序的缺失，其最为典型之表现，乃是租税法定法定原则制度配置的阙如和实践上的不被遵行。行政机关为实际执法机关，如果集立法权与执法权于一身，就可能不合理地扩大行政权力而缩小其义务，造成侵犯公民利益的可能性，因此税收事项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卷第342页。海扎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主张国家应以保障个人自由和平等为中心，强调约束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为内容的自由主义实质法治观，这种观点区别于当时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法治观。中国当下涉及房地产的税是12项、费是50项，是全世界税收品种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正是该授权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匣子，从此制定和征收赋税几乎成为行政机关不受控制的权力。社会政策学派的集大成者和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创造者阿道夫•瓦格勒认为，财政是共同的经济组织中由权利共同体构成的强制共同经济，国家应为社会国家，并拥有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的职能。具体到国家的征税权与国民的纳税义务，国家其实是作为主权者--人民自愿组织的政治团体，所以维持国家及其活动的必要经费乃国民的共同费用，应由国民自己承担，但国家征税应以国民的同意为前提。

3、国家主义的税权理论。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了授权立法条例，由于授权制度的不健全，造成授权立法的泛滥。有的国家规定为税收的种类、税率和税收优惠等事项，如韩国宪法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

现行宪法基本沿袭了五四宪法的上述规定，只是到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才正式规定具有普遍意义的财产权。征税权力作为国家财政权力的一种，在其横向分配上，国外通行的理论主张遵行财政议会主义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课税、发行公债等造成国民负担之政府行为，应得到议会承认。

此种国家履行一些功能时涉及种种成本，因此必须征税，而且各种税收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再分配性质，因此征税必须也保留在最低水平上。法认识论有助于客观把握税法现象的结构特征和法则理论，法实践论则近可能在宪法为权威的实定法框架下，维护纳税者的人权。自然法学者在用社会契约论论证市民革命的合理性、型塑未来国家的美好愿景时，税收自然成为其学说的主要命题。大量的行政规费使公民个体和企业组织等承担了游离于税收立法体系之外的行政规费负担，并严重侵蚀了税的根基。

而且国家机关所下达的征税决定，除因国民或居民表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经有权机关依法撤销或变更之外，应受合法性推定（具有先定力），相对人不能否认起效力。命令者与相对人的地位对等，应重视设立纳税人的权利救济程序。

事实上，在最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1954年宪法草案中，曾在第93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之后，还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非依照法律不得征税的内容，但后来在宪法正式通过时被删除了。纳税义务是以对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的。

基于普遍的人权保障原则，某些纳税人在满足税法规定条件下享有免除缴纳义务的权利，具有潜在纳税能力的纳税人对国家特定支出不应享有特别请求权，整体纳税人只是仅一般公民义务。总体而言，财政权力（包括征税权力）对应于近代宪政体制建立以来的国家机关样态将财政立法权交由议会掌握，财政执行权交由政府行使，将财政司法权交由法院享有。

课税平等是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税收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此种立法体例以1949年德国《基本法》为典型代表。私人秩序的合法性源于政治结构，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是有后者安排的。[29]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霍布斯的税收名言是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国家给予保卫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中国《立法法》第8条第8项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布莱克法律词典将税解释为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与物价值征收的费用。如果用老百姓能够缴付多少去计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当用他们经常的缴付能力为尺度。

当今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如美国、瑞士等国，其宪法典上并不存在有关基本义务的明文规定，其基本义务的规范内容只能从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或宪法的制度性规范中推导出来。纵向平等指经济收入水平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人，其税收负担也不应相同。